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暨献给在血战禹王山中为国捐躯的滇军英烈们！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曾经将中国的版图比喻成一片桑叶，而把日本的版图，比喻成一只蚕，认为蚕吃桑叶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不断发动侵华战争，蚕食中国的领土。

　　从以上时间和事件可以看出，日本确实是像一只蚕一样，在不断的蚕食中国这片桑叶，不全部吃光，他们是不会死心的。

　　历史事实证明，只要有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存在，无论你如何退让，侵略战争都是不可能避免的。

　　1936年，日本增兵，从三面包围了北平（北京）城。此时的北平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唐.许浑），“黑云压城城欲摧（唐.李贺）”了。而此时北平唯一保持对外联络的卢沟桥，更是成了日军的重要目标，早已经是虎视眈眈。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日军凭什么敢这样说呢？因为当时中日实力悬殊，差距太大，根本无法相比，所以日军才敢说出这样的大线亿美元；日本钢铁产量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石油产量169万吨，中国只有1.31万吨。

　　中国陆军250多万，嫡系部队（中央军）170万，其余为地方杂牌军，装备落后，单兵作战能力差，和日军伤亡比为5比1。

　　日本海军拥有285艘各类舰艇，总吨位115万吨，其中含航空母舰、战列舰等重型舰艇，单舰吨位就超过了中国海军的总吨位。

　　另外，日本具备完整的军工生产体系，可年产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大口径火炮774门。这些，中国都没有。

　　因为有这么大的差距，所以，日本觊觎中国日久矣。早在1927年，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就写道：“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奉天、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日本人的侵略目标已经确定，侵略步骤已经规划好了，为此，他们首先向中国境内派出大量的间谍，深入到东北和重要的省份。这些间谍往往乔装打扮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记者、僧侣、乞丐、甚至是妓女，窃取机密，刺探各种情报。

　　另外，还有一些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进入中国，打扮成中国人，以开药店、歺馆、理发店等为掩护，四处搜集情报，为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

　　该案说的是有一个叫森下博的日本人，制造了一种叫“仁丹”的小颗粒药丸，清凉解毒。价格相当便宜，一毛钱就可以买一小包，9毛钱就可以买一大包，有420粒。

　　这对于当时缺医少药，穷困潦倒的中国穷人来说，真是成了救苦救难的“灵丹妙药”。无论是头疼脑热，还是感冒发烧，穷人无钱上医院看病，只要花上一毛钱，买上一小包仁丹，含上几粒，顿时神清气爽，感觉病就好了。因此该药一经上市，很快就占领了中国市场。不管是在闹市街头，还是偏僻的乡村，到处都可以看到用鲜艳油漆刷在墙面上，画着一个将军穿着大礼服，翘着大胡子的“仁丹”广告。

　　后来，国民政府发现，在一些事变中，日军不用向导，便知道哪条路通，哪条路不通。原来秘密就隐藏在“仁丹”广告上那个将军胡子的画法上：

　　至于那些没有大胡子将军人像的“仁丹”广告，也暗藏玄机。如果“仁”字上面的一横是左角下弯，就代表往前走左拐是死胡同，需要往右走；如果“仁”字上面一横是直线，则表示前方道络畅通无阻，可以放心直行。

　　另外，在广告的排版上也有两种，如果是横着写的，则表示这条街巷不通；如果是竖着写的，则表示可以通行。

　　发现了这些秘密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立即下令禁止日本仁丹在中国销售，并且再三命令各地迅速刮除仁丹广告，严令不准任何一个百姓允许日本人在他的房屋墙壁上涂刷仁丹广告。

　　7月17日，穿着一身戎装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的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只见蒋介石站在两边石柱上书写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石柱后边，对着话筒，挥舞着双手，慷慨激昂道：“我们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此次会议，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各军事部门长官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刘湘、龙云等地方军政大员，均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蒋介石还特别邀请了正在改编成国民军第八路军的原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会议。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曾经在历次军阀战争中和蒋介石兵戌相见，或不同程度地与蒋介石为敌，红军更是和蒋介石打了你死我活近10年的仗。

　　如今，外敌入侵，在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大家都认识到自己是炎黄子孙，做到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捐弃前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形成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

　　在此次会议上，云南省主席龙云，代表一千多万云南各族人民，表示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他说道：“云南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摘自龚自知《随节入京记》”并明确表示，云南省愿意出兵20万，目前可以先出一个军，支持抗战。

　　龙云返滇后，立即拨出1万元滇币，作为建军费用。同时，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募捐运动。从1937年8月初至8月底，共获捐款近百万元，可以购买粮食100万公石。

　　这期间，云南的“一代药王”曲焕章（1880年一1938年8月）先生无偿捐献了8000瓶“万应百宝丹”供滇军带到战场上使用。

　　“云南白药”当时叫“万应百宝丹”，由曲焕章于1902年创制，具有化瘀止血、解毒消肿、治疗跌打损伤、枪伤、刀伤以“功效十全”畅销全国，并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地。

　　1903年云南匪首吴学显被枪击中，生命垂危，强请曲焕章医治，后被治愈。后吴学显在战场上右腿骨又被打断，当时的大医院都认为只有截肢才能保命。

　　因此，曲焕章声名鹊起，闻名遐迩。人们称其“妙手回春，”“神医在世。”吴学显赠“效验如神，”云南王唐督军赐“药冠南滇，”等匾额。之后，云南王龙云题“针膏起废，”杨杰题“百宝丹系百药之王，”胡汉民题“白药如神，”蒋介石题“功效十分”等匾额。

　　滇军官兵在战场上受伤了，直接用万应百宝丹药粉敷在伤口上，其镇痛止血、解毒消炎的功效非常显著，有效降低了战场致残致死率，挽救了成千上万滇军官兵的生命。

　　1956年2月，缪兰瑛将万应百宝丹的配方和制药工艺献给政府，由昆明制药厂生产。政府将万应百宝丹更名为“云南白药”，用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产量比原来增加了近两百倍，每年光外汇就可以为国家换回数百万美元。因此，云南白药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称号，其配方和生产工艺被国家医药管理局列入国家绝密，保密期限为“永久。”

　　军长卢汉将军写的《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一文记载：当时云南地方军队计有滇黔绥靖公署所属的近卫第一、二两团、炮兵团、工兵团、机关枪大队、高射炮大队、交通兵大队、护卫骑兵大队及第一、二、三、五、七、九等六个旅。每旅两个步兵团，共有十二个步兵团，几个特种兵部队。所有武器装备均系云南省政府历年购自法国、比利时、捷克等国。山炮系清朝末年训练新军时购自德国克虏伯厂，经费均由云南自筹。士兵系从云南各地农民子弟中征集而来，年富力强，受过较长期的军事训练。多数排长、班长及一部分士兵，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连长以上的军官，大都出身于云南讲武堂，打过多年仗，具有一定的指挥作战能力。出兵抗日之议既定，云南当局立即将原有部队第一、二两旅编为第一师，第三、五两旅编为第二师，第七、九两旅编为第三师。

　　云南省第六十军组建完毕。时任云南省特委、省工委的李群杰在其写的《欢送六十军北上抗日》一文中，对云南省主席龙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龙公治滇八载，励精图治，胼手胝足，经营训练出来的一点私蓄一一俗称部队为军人私产一一大公无私，奉献给国家，其体忠为国的行动是军人千秋楷模！”

　　云南省简称“滇”，故以“滇军”之名称呼云南军队。滇军在从辛亥的护国运动时期，就有了“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说。

　　卢汉将军统率的第六十军，当时的人们习惯称呼为“滇军”、又称“云南护”，是期间以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等为主要将领的云南部队统称。

　　滇军的前身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成立的陆军第十九镇（相当于师级单位，兵力1.2万人），即云南新军。

　　1911年2月，蔡锷（1882年12月18日一一1916年11月8日）字松坡，汉族，湖南邵阳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以领导护国战争推翻袁世凯帝制而闻名，被誉为“再造共和”的功臣。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蔡锷为烈士。）应云贵总督李经羲的邀请，到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任协统（相当于旅长），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

　　1911年辛亥胜利的消息使云南的党人深受鼓舞，蔡锷、李根源（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即校长”）、唐继尧（时任陆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即营长）召开几次秘密会议，决定10月30日（重九日）晚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并推举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李根源为副司令。

　　“重九起义”成功后，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支援了武昌起义，推动了辛亥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的脚步。

　　云南的“重九起义”，意义深远。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事件，1922年云南省的第一家卷烟厂一一亚细亚烟草公司，挑选最好的烟叶做原料，用最先进的工艺，生产出一种香烟，命名为“重九”牌香烟。

　　“重九”牌香烟一经上市，当即风靡全国。特别是抗战期间，不少抽烟的消费者，纷纷放弃外烟，改吸“重九”牌香烟。

　　1949年6月，“重九”卷烟更名为“大重九”，由原来的每包装10支香烟改成每包装20支，由云南纸烟厂生产。1963年云南纸烟厂更名为昆明卷烟厂。“大重九”香烟1966年因烟盒包装的原因停产，1977年恢复生产后，多次获评优质产品。民间有俗话曰：“喝酒要喝茅台酒，抽烟要抽大重九。”据2025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大重九”牌香烟这个历经沧桑的百年品牌，仍保持市场活力。被云南人自豪地称之为“永远的大重九”。

　　二年（1913年），蔡锷被大总统袁世凯调至北平（北京）任虚职，受其监视。四年（1915年），蔡锷设计潜出北平，返回昆明，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

　　在以上的重大事件中，滇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13年唐继尧接替蔡锷任云南都督，掌控云南军政大权后，于1922年创办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建兵工厂，扶持烟草，获得大笔军费，大量扩充军队，从法国购买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使滇军拥有法国单兵装备，包括包，野营背包，钢盔是颇具特色的法式亚德里安钢盔。另外还购买了大量的捷克造轻机枪，比利时高射机枪等先进武器，每个步兵连配置6挺轻机枪，当时滇军的武器装备，和中央军的不相上下。加上官兵多数是云南少数民族，民风彪悍，吃苦耐劳，体格强健，不怕牺牲，作战奋勇拚杀。唐继尧率领滇军连年征战，多次出兵征讨川、黔、桂等地，滇军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唐继尧自任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企图称霸西南，自称东主人。

　　1927年，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联合起来，发动“二六”，将唐继尧推翻下台。龙云成了新一代的“云南王”。

　　龙云（1884年一一1962年））国民军二级上将，主政云南18年（1927年一一1945年），其一生以反蒋、抗日、联共三大功绩著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龙云被蒋介石强行协迫到重庆任虚职，被监控。卢汉成了新一代的云南王。

　　卢汉（1895年2月6日一一1974年5月13日）国民军陆军二级上将，接替龙云，被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成为最后一位“云南王”。

　　滇军是一支赫赫有名的军队，其在辛亥、护国运动、运动、抗日战争和云南解放战争中均作出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滇军参加了台儿庄第二阶段会战、禹王山阻击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赣北战役及滇南作战等重要战役，功勋卓著。

　　滇军之骁勇善战，战功显赫，除官兵素质高，武器装备优良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在滇军的背后，有一所专门为滇军创办的军事学校一一“云南陆军讲武堂”。

　　晚清编练新军，亟需新型军官。清政府作出统一规定：“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云贵总督沈秉经向朝廷奏准，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堂址选在昆明原明朝沐国公练兵场，占地7万多平方米。

　　风潮滚滚，感觉那黄狮一梦醒，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奇男子，携手去从军。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凶狠；练铁肩，担重担，壮哉中国心！正当中！

　　中华男儿，要凭那双手撑苍穹；睡狮昨天，醒狮今日，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翘首昆仑，风虎云龙；泱泱大国取多宏，黄帝之裔天骄子，红日中国心！正当中！

　　多年来，云南历届都督率领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辛亥，在护国、战争中，战绩辉煌，因此声名鹊起，威名远扬，吸引了邻省甚至是邻国许多的有志青年，纷纷来昆明报考求学。据不完全统计，云南陆军讲武堂从第十一期至第十七期，共录取了来自朝鲜、韩国、越南、缅甸等国来留学的青年达200多名。其中，培养出：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应邀援助建校，首批派出教官叶剑英、刘耀扬、林振雄、王柏龄、帅崇兴等人前往广州黄埔军校任教。

　　云南陆军讲武堂自1909年创办到1945年停办，共办了22期，加上在校内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共培养了各类军官9000多人，其中培养出元帅两人：

　　曾泽生：1937年任第60军184师543旅1085团团长，参加了台儿庄第二阶段会战，坚守禹王山，与日军血战27天。1944年任60军军长，1945年率领60军随卢汉总司令到越南受降。1948年10月率领60军在长春起义，60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50军，任军长，1950年10月率领50军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一共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因战功卓著，曾先后两次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1973年2月22日，曾泽生在北京逝世，叶剑英、等党和国家参加了追悼大会，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代表中央、国务院、致悼词，对曾泽生将军生平给以了很高的评价。

　　云南陆军讲武堂还培养出了数百名将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就有数十人。可谓是“百年军校，将帅摇篮。”

　　滇军要出省抗战的消息，经《云南日报》等刊物宣传后，再加上各种渠道小道消息的传播，在整个云南省议论的沸沸扬扬，特别是那些滇军官兵的亲属们，更是不放过每一条相关的消息。那段时间的《云南日报》，消量猛增。

　　1937年10月5日，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社会各族各界人民献旗欢送，部队官兵和周围群众高呼口号“誓灭倭寇！踏平三岛！直捣黄龙！”

　　同一天，一八二师在昭通市元宝山（南教场）举行誓师大会后，由安恩溥师长率领部队沿西街进入济川门，经陡街、怀远街、元宝山向曲靖市进发，沿途百姓夹道欢送，气氛热烈！

　　当头戴钢盔，穿戴整齐，军容威武的六十军官兵，抬着马克沁重机枪，挎着冲锋枪，背着，挂着手榴弹，扎着绑腿，穿着布鞋，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六十军出征歌》：“救国兴兵赴战场，八千里路马蹄忙，远征斗士强复强，怒发冲冠慨而慷！杀伐用张保国疆。前进！前进！冲锋陷阵是我军神勇，和倭奴拼命！劳王师，击虎狼！万人欢送塞路旁，三迤健儿皆扬长，远征斗士强复强！怒发冲冠慨而慷，杀伐用张保国强。前进！前进！冲锋陷阵显我军威风，和倭奴拼命，万夫之雄，为民前锋，报国尽忠，信义诸君，马到成功！”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过昆明市金马碧鸡坊时，昆明城万人空巷，宽阔的大街两边，站满了手拿纸旗欢送的人群。整条街道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口号声此起彼伏，看不见首尾的长街，成了沸腾的河流。

　　金碧路上，到处可见“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盼儿归故乡”的感人画面。在送行的人群中，有许多人用托盘托着一大块高粑粑，寓意祝愿亲人“高升”，有许多人手拿发竹，寓意祝愿亲人“发财”，有许多人手拿茴香，寓意盼着亲人早日“回乡”。

　　金碧路上，无数六十军官兵，被他们的亲人紧紧的拉着手，千叮咛、万嘱咐，久久的不愿松开。官兵们紧紧的握着亲人的手，不断的点头，脸上流满了离别的泪水。许多人走了很远很远，仍要回头再看一眼高耸的金马碧鸡牌坊，因为他们心里明白，也许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望了。

　　此次六十军出省抗日，鉴于从唐继尧到龙云时代，多次出兵征战川、黔、桂等省，而出征的队伍中，有许多是收编的土匪，他们匪性不改，沿途在百姓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当时的老百姓有顺口溜形容滇军是：“头戴红边边（当时的滇军军帽边缘缝了一圈红边），到处戳通天。身穿二尺五，似狼又赛虎。”为了树立滇军的良好形象，军部对全军官兵约法五章：“一、对群众态度和蔼；二、不任意拉伕、拉牲口；三、买东西付钱，借东西要还，损坏照价赔偿；四、住过的民房，走前打扫清洁；五、军官认真检查执行情况，遇有违反纪律者，即采取补救措施后方可前行。”另外，决定由政工人员组成宣传队，提前一天到达部队宿营地，向当地群众进行宣传，与地方政府会商粮秣、日用品购买价格、宿营驻地等，并先行公布，共同遵守，纪律森严，没有人胆敢违反。

　　第六十军一路上风吹雨淋，头顶烈日，饥歺渴饮，翻山越岭，由云南经贵州入湖南，徒步行军四十余日，行程2000多公里，沿途经过曲靖、平彝、盘县、安顺、贵阳、镇远、晃县、沅陵等地到达湖南常德集中点验。

　　部队沿途受到了各地人民及各种抗日团体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慰问，全体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自觉的提高了纪律性，部队所到之处，公平买卖，开拔时即送还向老百姓借用的床凳物品，军民感情融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部队到达沅陵时，天气突变，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几度，官兵衣服单薄，大家都冷得瑟瑟发抖。此时，传来上海沦陷的消息，六十军参加淞沪会战的计划落空了。部队到了常德，官兵们都穿上了棉衣，卢汉军长开会说：“我们虽然不能参加淞沪会战了，但是，我们要争取去参加保卫首都南京的抗战！”

　　部队到达湖南省的省会长沙时，湖南省政府不但给六十军送来酒和肉，而且还给每一个官兵发了一双力士牌胶鞋，表示慰问。学校师生还到营、连代士兵们写家信。

　　六十军在湖南境内行走了一个多月，离开后，湖南省省主席张治中上报中央，说六十军已通过湖南，该军纪律良好，所过之处秋毫无犯，深受百姓欢迎……（以上摘抄自网络）

　　后来，第六十军又几经辗转，于1938年元旦到达武昌。在武昌驻了一个多月，又奉令调往孝感、花园、武胜关一带整训。

　　1938年春节前夕，昆明各界组织了一个由昆明女中60名学生组成的“六十军战地服务团”，由省党部妇女骨干徐汉君和胡廷璧担任正副团长，到武汉六十军驻地慰问。

　　据第六十军军长卢汉将军写的《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一文记载：整训期间，第六十军被列为特种军编制，扩大了军部及军直属队，增编了三个补充团，拨给汽车二十余辆充实六十军兵站，又将撤到武汉的苏州博爱医院陈维莘院长所率医护人员及医疗设备，改编为军政部第一六六后方医院，配属为第六十军后方医院，专门负责医治第六十军生病或负伤的官兵。另外，发给军部特别费10万元（后又追加了3万元），还发给德造二十响500支，仿德造三号左轮300支，十万发。

　　整训期间，蒋委员长为了分化地方军队，委任卢汉军长为军官训练团大队长，将第六十军营以上的军官轮流抽调去参加武昌珞珈山军官团受训。受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听贺衷寒主讲的“三一主义”，即：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宣传。

　　同时，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也多次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提出了秘密加入中国党和请党派人到一八四师担任政工干部的请求。

　　周恩来认为，目前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张冲不加入中国党更有利于工作，同时派了三名党员到一八四师任政工干部，协助张冲工作。

　　不等卢汉军长回答，蒋介石接着说：“他们是有目的的，你不要看的无所谓，他们会把你的部队拉跑的，这很危险。以后要多加注意。”

　　据第六十军军长卢汉将军写的《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一文记载：第六十军在整训期间，经常邀请抗日演剧队、歌咏队、电影放映队到孝感、花园、武胜关一带为我军官兵演话剧、写壁报、画漫画、教唱歌曲，放映有关抗战的电影。电影制片厂还派了摄影师随军进入战地拍摄。新华社的记者和大公报的记者也都随军进入了战地，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进行了大量的战斗报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和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夫人安娥（早期重要的特工人员），专门作曲填词，为第六十军创作了一首威武雄壮的《六十军军歌》，深受六十军全军官兵的喜爱。此后，不论是在驻地，或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激烈的战场上，常常都能听见“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的歌声。

　　这期间，唯一能振奋人心的消息是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师长和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在山西平型关与日本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辎重车队浴血奋战，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0余人的战果，取得了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先是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为抢头功，以一师团的优势兵力，并附属山炮一团、骑兵一旅，向我只有“杂牌部队”5个团防守的临沂县城发动猛烈进攻！不料被我“爱兵如子”的庞炳勋军团长率部据城死守。敌军反复猛攻数日，伤亡惨重，竟不能越雷池一步。

　　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以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哗然。

　　就在临沂城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援军张自忠将军摒弃内战时和庞炳勋军团长的恩怨前仇，率部第五十九军紧急行军赶到临沂城外。城内守军看到援军到了，士气大振，开城出击，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暴雨，打得坂垣师团狼狈不堪，抱头鼠窜，仓皇溃逃。

　　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在临沂战败后，原本计划和第五师团会师台儿庄的日军另一支精锐师团一一矶谷第十师团，为抢占领徐州的头功，不顾第五师团的失败，竟孤军深入，一路南侵，攻陷滕县，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呼应，便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占领台儿庄，攻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铁路的首功。

　　敌军总兵力有5万，拥有大小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百余门，轻重机枪不计其数，更有大批飞机助战。

　　1938年3月23日，敌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24日敌军先用大炮猛烈轰炸，然后以坦克为先导，将台儿庄外围阵地摧毁，猛攻三昼夜后冲入台儿庄城内，与守军发生激烈的巷战。

　　到4月3日，敌军已经占领了台儿庄的四分之三，我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死守不退。敌方调集重炮猛烈轰炸，步兵跟随坦克猛冲，志在必得。守军伤亡惨重。

　　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总司令直接打电话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哀求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李宗仁回答：“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我现在悬赏十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齐集合起来，组织一敢死队，实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的攻击计划。这十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胜负之数，在此一举！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之前，李宗仁就打电话给负责增援台儿庄的汤恩伯军团长训诫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渠的前例严办！”

　　是夜，死守一隅的池峰城师长打电话给孙总司令，请求撤退。孙连仲总司令命令说：“不准撤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台儿庄大战在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中队投入29万人参战，与日军5万余人在台儿庄地区，从1938年3月16日开始，至4月7日结束，经过一个月的惨烈拚杀。最终以伤亡5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万余人，并使日军仓皇溃逃，取得了自全面抗战以来第一次最大的胜利！

　　台儿庄大捷的消息迅速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欢庆，极大的鼓舞了全民抗战的决心，沉重的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嚣张气焰。改变了国际视听。

　　美国《华盛顿日报》：“华军在台儿庄作战的胜利，较日军在华作战诸次的胜利尤为伟大，一般对日军作战不失败的信念现已动摇。”

　　英国伦敦路透社电讯：“英事当局对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败绩之讯确为事实。”

　　法国《巴黎共和报》：“中国战争形势已有转变而不利于日本，日本只在初期获胜，今后所当进行的工作甚为困难，中队在各个战线所采取的游击战，使日本穷于应付。最近日军因军事上的失利，不得不抽调援军，但日本财政不堪重负。”

　　德国柏林《哥隆新闻》：“徐州方面中国抵抗之强，殊出人意料，使最慎重的观察家亦不得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

　　而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师之一，以深入前线，捕捉战争残酷瞬间闻名于世的匈牙利裔美籍战地摄影记者一一罗伯特-卡帕，在经历了台儿庄大战后，更是把“台儿庄大捷”与世界上最著名的、使战争发生转折的战役相提并论。

　　罗伯特-卡帕：“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小城镇有很多，诸如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等，而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一一那就是台儿庄，中国京杭大运河岸边一个有着古老城墙的小镇。”

　　滑铁卢是比利时的一个小镇。因为1815年英普联军发动的滑铁卢战役，打败了战无不胜的拿破仑，所以滑铁卢成了由盛而衰的代名词。

　　葛底斯堡，1863年7月1日至7月3月，发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战役的胜败，成为了美国内战的转折点。

　　凡尔登是法国的一座城市，1916年2月21日至1916年12月19日，法国出动75个师，约一百一十四万人，德国出动50个师，约一百二十五万人，双方在此进行了著名的“凡尔登战役”，法军获得了胜利，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最终导致德意志帝国走向失败。

　　日军在台儿庄惨败后，消息传到日本国内，日本上层震怒。为了挽回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面子，遂从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13个师团，共计30余万兵力，分六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企图歼灭第五战区的中国所有军队，报仇雪恨。

　　台儿庄大捷后，为了的需要，蒋委员长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决心血战到底！于是从全国各地紧急调集60余万兵力，打算和日军拚个鱼死网破。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军第六十军（滇军）被紧急调到了台儿庄地区，参加了台儿庄第二阶段的大会战。

　　1938年4月21日午后，六十军第一八三师、第一八四师及第一八二师之郭建臣旅和军部先后在台儿庄附近的车辐山车站下车，第一八二师师部及高振鸿旅在赵墩车站下车。

　　李宗仁对卢汉道：“目前，台儿庄东北方向吃紧。你军来得正好。你军就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你赶紧率领部队到台儿庄东南面运河北岸集结。”

　　孙总司令对卢汉将军道：“敌军攻势虽猛，但我们打得很好，局势已趋稳定。现在我命令，你部迅速集结在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右侧背之邢家楼、陶沟桥、蒲汪、东庄地区，作为第二线部队待命。”

　　据第六十军军长卢汉将军写的《六十军血战台儿庄》一文记载：“孙连仲有意隐讳，未将台儿庄当时真实敌情见告。正当我军将到达集结地的途中，于学忠、汤恩伯两部已混乱溃退，遂使我军未曾展开即与突入之敌不期遭遇。”

　　卢汉将军接受任务后，即下令六十军第一八三师在右，集结于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小庄地区；令第一八四师在左，集结于台儿庄以东之陶沟桥、孟庄、马家窑、丁家桥地区；令第一八二师在右后，准备作军预备队集结于蒲汪、辛庄、戴庄、谷堡地区；军指挥所设在东庄。

　　4月22日早上，卢汉将军随军指挥所刚刚到达运河岸边之黄家楼。突然听见东北方向枪炮声大作。后得到第一八三师师长高荫槐报告，该师先头部队杨宏光旅行将到达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时，突然与敌军迎头遭遇，现正与敌军激烈战斗中。

　　卢汉将军得报后，立即命令高荫槐师迅速展开，抢占要点，坚决抵抗！同时命令在黄家楼建立军指挥所，立即建立起全军通信网；并派出参谋人员，传令第一八二师、第一八四师两师迅速赶到集结地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前方的战况是，汤恩伯和于学忠两部在敌人猛烈轰炸和疯狂的进攻下，汤恩伯部向大良壁东南溃退，其左翼陈养浩部已退到岔河镇附近。于学忠部右翼第三三七旅溃退至台儿庄东陶沟桥、沧浪庙附近。两翼友军向左右后撤，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敌人乘虚以步兵两个联队，四五千人，炮三十余门、坦克二十余辆，像溃堤的洪水，浩浩荡荡从缺口处南犯，突然与第六十军一八三师先头部队杨宏光旅迎头遭遇于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地区。

　　4月22日早上的战斗是这样开始的。敌军的一个搜索小队（相当于排级单位，人数50至70人不等，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或中尉。）进入陈瓦房不久，就发现我军第一八三师先头部队杨宏光旅潘朔端团尹国华营的尖兵连想要进入陈瓦房。敌军搜索小队突然向我尖兵连开枪射击。尹国华营长立即率领尖兵连，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冲进陈瓦房，消灭了敌军的搜索小队，占领了陈瓦房。尹营长命令全营立即抢修工事。

　　之后，敌军的一个先头大队（人数1100人，大队长的军衔是大佐即上校）蜂拥而至，迅速将陈瓦房包围，在七、八辆坦克的掩护下，由四面八方向陈瓦房进攻。尹国华营长沉着指挥，多次和冲入陈瓦房的敌军展开白刃肉搏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后续部队得以迅速展开，作好战斗准备。

　　前方打响后，第一0八一团团长潘朔端立即率领一个营飞速赶去支援。这时，敌军一面以炮兵火力拦阻我增援部队前进，一面派部队绕过陈瓦房直扑小庄。潘团遂在小庄附近与敌展开激战。整个战场炮火连天，枪声震耳。激战中潘团团副黄云龙阵亡，潘朔端团长身负重伤。

　　陈瓦房被敌军死死围住，后续部队被日军阻击，无法支援。全营官兵多次与四面八方冲入的敌人展开白刃肉搏战，尹国华营长不幸阵亡。战至最后，全营五百余人只剩下十余人，由一名班长率领向西南方向突围。冲到村边遭到了敌人猛烈的射击，除战士陈明亮一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生还外，全营官兵壮烈殉国。

　　蒲汪一个重机枪阵地战至傍晚，只剩下一个机杨正发，负伤后咬紧牙关，硬是以一挺重机枪，射杀数十个敌人，守往了阵地，等到了援兵的到来。

　　迫击炮排长靳家祥，用迫击炮掩护吕建国排长的步兵接近敌军阵地，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坦克数辆，毙敌十余人。敌人对他们恨的咬牙切齿。集中了一个坦克大队和数百名步兵，将他们团团围住，进行疯狂的炮击和机枪扫射。吕建国和靳家祥两排长和二十余名步兵全部壮烈牺牲。

　　第一八三师五四二旅第一0八四团连长赵克，云南盐津人，年仅27岁，和哥哥赵继昌分别担任该团两个连的连长。当时军中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哥俩个是：“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这次出省抗日，哥俩个联手共同打击日本人这只猛兽。

　　战斗结束后，哥哥赵继昌得知弟弟牺牲的消息后，赶到弟弟牺牲的战场，从尸体堆里找到弟弟的遗体，相抱痛苦，然后从弟弟的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封未寄出的信纸上写道：“亲爱的双亲，现在我们已经加入台儿庄战场了。儿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去和敌人肉搏。此后战场上的消息，请您老人家别担心。飞机不停地抛炸弹，大炮不住地咚咚响。不写了。敬祝福安。不肖男儿师韩跪禀。”（注：赵克又名赵师韩）

　　哥哥赵继昌含泪看完兄弟的信，脑海里出现了离家临别时父母亲叮嘱他要好好照顾弟弟的画面，顿觉万箭穿心，悲伤的放声大哭。哭毕，含泪用村子里未燃烧尽的木头将兄弟的遗体进行火化后，将骨灰装在布袋里背在身上。白天背着兄弟的骨灰作战，晚上枕着弟弟的骨灰睡觉。一直战到4月28日下午3点多钟，，赵继昌连长在坚守火石埠的战斗中负伤了，被战友背下战场，送后方医院治疗。后返回云南家乡，将弟弟的骨灰跪呈父母。

　　这事后来被记者知道了，在武汉的一家报纸上报道说：“六十军某团有弟兄俩人分任两个连连长，在鲁南战役中一死一伤，弟弟背着哥哥的骨灰作战。”并誉为难兄难弟。赵继昌后来更正说：“是哥哥背弟弟的骨灰之误，报上登的颠倒了。”（摘自赵继昌口述，王伯勤整理《我参加鲁南抗战的一些回忆》。

　　战后重建台儿庄时，人们特意在台儿庄内以赵继昌、赵党俩兄弟的英雄事迹为原型，专门塑立了“英雄归来”的铜像和碑文，供后人纪念。

　　笔者去年十月一日（2024年10月1日）自驾游，从弥勒市不远千里（2283公里）到了台儿庄，参观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和馆内的“六十军史料馆，”还登上了禹王山，参观了禹王山抗日纪念馆。当笔者在台儿庄内看到了赵继昌、赵党俩兄弟的塑像和碑文时，被兄弟俩人的英雄事迹深深的感动了，内心十分激动，含泪诵读碑文，含悲仰望塑像，伫立旁边，久久不愿离开。

　　张冲（1901年一1980年）彝族，云南省泸西县永宁乡小布坎（现划归弥勒市）人，从小聪明过人，绿林出身，（蒋委员长第一次接见张冲将军时，亲切的问他毕业于哪所军校？张冲将军理直气壮的回答说：“报告委员长，我毕业于绿林大学！逗得在场的将官们忍不住放声哈哈大笑，连将委员长也差点笑出声来。）”久经沙场，身经百战，在枪林弹雨中练就了卓越的作战和指挥能力。

　　张冲师长向卢汉军长建议说：“军长，敌人向我右翼猛攻，企图从我右翼突破，直下切断陇海线。台儿庄只有一道土墙，工事不坚，敌人在此已吃过亏。只要守住禹王山，就能保住台儿庄。禹王山不守，台儿庄也守不住。”

　　卢汉军长认为张冲师长的建议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即下令第一八四师做好向禹王山转移的准备。不料1938年4月24日晚，蒋委员长到车幅山车站视察战事，打电话召见卢汉军长。当得知卢汉军长准备把驻守台儿庄的一八四师转移上禹王山时，蒋委员长对卢汉说：“卢军长，台儿庄的得失，有关国际视听，必须以一个师坚守。”

　　听了蒋委员长的话，卢军长立即打电话命令第一八四师停止向禹王山转移的计划，在台儿庄加强工事，做好防守台儿庄的准备。

　　蒋介石不放心，为了贯彻他的命令，随即派第五战区代理参谋长胡若愚到六十军军部协助指挥。这使卢汉军长显得十分尴尬。

　　胡若愚（1894年一1945年11月26日），云南省罗平县人。1911年10月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1914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将校班学习，毕业后历任营长、团长、旅长、滇中镇守使、云南省主席等职。

　　线年秋，时任蒙自镇守使的胡若愚，与昭通镇守使张汝骥、昆明镇守使龙云、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密谋达成了反唐（继尧）协议。

　　1927年2月6日，胡若愚等四镇守使在蒙自发动“二.六”，联合发表了讨唐（继尧）通电，并率兵齐集宜良，准备进攻昆明。

　　龙云的左眼被炮弹震碎的玻璃划伤被俘，被王洁修囚禁于昆明五华山的大铁笼中达一个月之久。左眼因为未得到及时治疗，发炎导致失明。

　　原来是1914年昆明来了一个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法国拳手，向云南都督唐继尧提出想到云南陆军讲武堂设擂三天。

　　得到批准后，第一天法国拳手击败了所有上台打擂的选手，第二天一整天都无人敢登台打擂，第三天个子瘦小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龙云穿着一双草鞋跳上擂台，先是与法国拳师进行了数个回合的近身缠斗。龙云看准时机，运足了力气，突然用头朝法国拳师的胸膛猛烈撞去，法国拳师倒地不起，认输离开昆明。

　　胡若愚他们知道龙云武功高强。因为害怕他逃跑，所以用一个大铁笼，像囚禁猛兽一样将龙云囚禁在大铁笼中。

　　1927年7月23日，龙云的表弟卢汉率兵猛攻昆明获胜。胡若愚慌慌张张弃城挟持龙云逃到昆明近郊大板桥，与龙云签订了《板桥协定》，将龙云释放回昆明，胡若愚率残部逃走。

　　1938年4月24日晨，敌军向六十军第一道防线先用飞机投弹轰炸，继用大炮向我军防守的五圣堂、邢家楼、五窑路、辛庄、蒲汪阵地猛烈轰炸，同时，第二道防线之东庄、火石埠、后堡、戴庄亦遭敌大炮轰炸。五圣堂、邢家楼、辛庄、蒲汪等村庄的民房起火燃烧，大半被毁。

　　敌人飞机投弹轰炸和大炮轰击时，我军官兵隐蔽在村前绿茵茵长了三四十厘米高的麦苗田工事内，不动声色。等敌人坦克和步兵临近我军阵地时，一声号响，官兵一跃而起，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一窝蜂似的喊叫着向敌人发动冲锋。敌人看这阵式，顿时吓破了胆。我军以集束手榴弹炸毁敌坦克。五圣堂、邢家楼来犯的九辆坦克，被炸毁了五辆，燃起大火。我军用轻重机枪，交叉猛烈扫射敌人的步兵，只见敌人的步兵一排排的倒下，后边的又一排排的狂叫着疯狂的冲了上来，和我军步兵展开了白刃战。双方都杀红了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战场上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自晨至暮，敌人轮番发动了十多次进攻，都被六十军官兵顽强的打退。最后，六十军发起冲锋，将敌人打的落荒而逃。

　　这一天的战斗，六十军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大队，缴获敌轻重机枪、掷弹筒等五十余件，三百余支，战刀三十把，其他还有，文件，护身符（又叫“御守”。在日本，当家中有亲人要上战场去打仗时，父母亲或是妻子儿女，会到神社购买御守，御守内含神圣铭文，据说是可以保佑亲人平安。）、军大衣、千人缝（千人缝，又叫千针带。在日本，当家中有亲人要上战场去打仗时，为了保佑亲人平安，亲人的母亲和姐妹，或是未婚妻，会拿上一条布带和针线走上街头，请路过的女性每人缝上一针。据说由一千名女性缝满一千针的千人缝，让亲人带在身上，上了战场打仗能保佑亲人平安。）等等物品，也缴获了许多。

　　入夜，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发动了夜战。邢家楼守军五四二旅第一0八四团与敌激战，团长常子华负伤。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常子华团退守东庄。邢家楼、五圣堂相继失守。同时，辛庄亦失守，前线团团长龙云阶从后堡率队增援，与敌迎头相遇，短兵相接，双方展开了白刃战。黑暗中，团长龙云阶卫士阵亡，他被三四个敌人团团围住，用刺刀活活刺死，壮烈牺牲。

　　1938年4月24日晚，第五战区司令部配属给六十军的炮兵部队陆续到来，卢汉军长令一个野炮营配置在梁家庄，配合马家窑、东庄一带的守军作战。令一个重炮营配置在板板埠，配合火石埠、后堡一带的守军作战。令战防炮连配属第一八二和一八三两师在第一线参加战斗。

　　再说1938年4月24日这天早上，第一八三师五四二旅陈钟书旅先头部队抢先占领了邢家楼、五圣堂，顽强的抵抗住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到下午一时，后续大部队到达，稳定了阵地，战况逐渐好转。

　　我军立即在邢家楼、五圣堂村前麦地里抢挖防御工事。当时麦苗已经长了有三四十厘米高了，绿茵茵的一望无际，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到了下午四时，敌军经过充分准备，向我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敌军先是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邢家楼和五圣堂两个村庄。在敌人炮火猛烈轰炸下，两个村庄烈火冲天，变成了一片废墟。好在我军全部隐蔽在村前麦地里挖好的工事里，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炮火轰炸后，敌军步兵发起了冲锋。我军等敌人靠近后，突然用轻重机枪，猛烈射击，加上迫击炮的轰炸，敌军伤亡惨重，显出不支模样。

　　这时，陈钟书旅长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发起冲锋。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滇军官兵奋不顾身，杀入敌群，短兵相接，乒乒乓乓的展开了白刃战，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喊杀声，惨叫声响成一片。

　　此时，突然有一支敌军骑兵部队，绕至我军左翼二三百公尺处向我发动偷袭。陈旅长命令左翼部队进行阻击，其他部队继续前进，消灭敌人。不料一颗飞来，击中陈钟书旅长头部的要害位置，登时倒地，口里仍不断大喊冲锋。后被参谋主任白肇学背负后送，当晚伤重牺牲。

　　如果回家奔丧，此时部队即将开赴抗日前线，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不回家送殡，父亲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于心何忍？

　　卢汉军长知道此事后，深情地对他说道：“陈旅长啊，自古忠孝两难全，此时正是我们杀敌报国之时。这样吧，我电告龙主席令安宁县长替你照料一切，你看怎么样？”

　　于是，卢汉军长于1938年1月31日打电报给龙云称：“昆明，司令长官龙钧鉴，壮密。顷据职军陈旅长钟书函呈称，该员先父昨在籍逝世，丧葬事宜，亟待筹办，查该员远征在外，职务重要，而后方料理乏人，拟请令饬安宁县长就近代为照料一切，以示体恤，谨电乞核。职卢汉叩。”

　　过了一天，云南省主席龙云复电：“汉口，六十军卢军长，壮密世电悉，陈旅长钟书之父丧，早经派员照料，并发款矣，特复。云冬密印，二月二日。”

　　第一八三师第五四二旅少将旅长陈钟书，在军中素有勇将之名，此次出征，常语同事：“数十年来，日本人欺我太甚。这次外出抗日，已对家中作过安排，誓以必死决心报答国家。”

　　陈钟书少将旅长壮烈牺牲后，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中将军衔。蒋介石委员长为其亲笔题字“金碧生辉”，后将陈钟书旅长列入“忠烈祠”供奉。

　　2015年，陈钟书将军后人荣获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枚。

　　话说日军第五师团和第十师团在台儿庄战败后，大大的丢了日本皇军的脸。因为这两个师团是日本的两个甲种师团，是日军的精锐部队，想不到被一群中国的“杂牌军”打的落花流水，狼狈逃窜。

　　为了挽回面子，两个师团迅速得到了补充，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个精锐师团联合起来，气势汹汹的朝台儿庄一路杀来，誓雪前耻。

　　日军在二战期间的编制体系参照德国陆军，形成了独特的层级结构，从最小战术单位到最高固定编制单位依次是：

　　7、师团：核心固定编制，分驮马制（28500人）和挽马制（25000人），下辖2个旅团、4个联队及炮兵、工兵、通讯兵、卫生兵等支援单位。

　　驮马制就是山地作战的师团，把大炮拆散用骡马驮着行军进行山地作战。驮马制师团下辖炮兵联队，联队下辖4个炮兵大队（36门75毫米山炮和12门75毫米野战炮），步兵联队辖一个炮兵中队（4门75毫米山炮）和一个步兵炮中队（4门50毫米步兵炮），总编制人数为28500人；

　　挽马制就是平原作战师团、用骡马拖行大炮的挽马师团，炮兵联队有4个大队（36门75毫米野战炮和12门120毫米榴弹炮），步兵联队辖一个炮兵中队（4门75毫米野战炮），总编制人数为25000人。

　　1886年日本开始实行师团制，“七七事变”前日军共有17个常设师团，是日军的常备军。编制为四单位制，即师团下辖2个旅团，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另有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一个联队。

　　日军除了甲种师团（四单位制）兵力：25000人至28500人外，还有乙种师团（三单位制）兵力：1.4万至1.8万人。编制特点：取消旅团层级，直接辖3个步兵联队，炮兵和骑兵联队规模缩减或取消。典型部队：特设师团，如第106师团。还有丙种师团（治安师团），兵力1.1万人。编制特点：仅保留3个步兵联队，重武器极少，主要用于占领区守备。

　　两个师团中，最让中国人所熟知的是由第19任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率领的素有“钢军”之称的第五师团。“平型关大捷”有他，“台儿庄大捷”有他。该师团在中国战场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几乎每一个大的会战都有第五师的参与。据统计，第五师团在中国战场创下了先后和70余个师交战的记录。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五师团被调到太平洋战场，配属于山下奉文中将指挥的第25军，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战斗。1945年8月15日接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电报后，第五师团第26任师团长山田清一切腹自尽，由第26任师团长小崛金城率领第五师团在印尼的塞兰岛无条件向盟军投降。投降后，第五师团被盟军接管。

　　线岁时就跟精通汉学的祖父学习汉学，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线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驻华武官助理，长期在中国昆明、武汉、沈阳等地从事间谍活动，对中国的地理、、经济、军事情况都十分了解，因此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被奉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1946年5月，板垣征四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中国罪”、等10项战争罪行，被列入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

　　1948年12月23日，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日本陆军大将，日本前首相，甲级战犯）、木村兵太郎（日本陆军大将，前驻缅甸日军总司令，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大特务，甲级战犯）、广田弘毅（日本男爵，日本前首相，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日本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甲级战犯）、武藤章（日本陆军中将，日本前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甲级战犯），等7名甲级战犯，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中国古人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想不到疯狂鼓吹武力占领中国，从而征服世界，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鲜血的板垣征四郎，在上绞刑架之前，最后留下了这样的两句线.我对不起中国朋友和朝鲜朋友！只要中日，朝日化干戈为玉帛，我抛弃这把臭骨头也值得！

　　第十师团是日本在二战爆发前17个常备师团之一，是日本陆军挽马制甲种师团，装备精良，有25000人的常备兵。装配各种火炮50余门，马匹7000余匹，作战能力强，被日军称为现代化师团的样板。

　　1938年1月，矶谷廉介中将担任第17任第十师团师团长，堤不夹贵大佐担任师团参谋长。当时的第十师团下辖第8旅团（旅团长濑武平少将），下辖第39联队（联队长沼田多稼藏大佐），第40联队（联队长野义雄大佐）。步兵第33旅团（旅团长濑谷启少将），下辖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第63联队（联队长福荣真平大佐）。第十师团还直辖骑、炮、工、辎各一个联队，还有通讯队、卫生队和4个野战医院。临时还配属了2个炮兵联队、2个机枪大队，2个装甲中队。可谓是兵强马壮。

　　1941年12月7日（美国夏威夷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第十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吕宋岛驻守。

　　1945年9月2日，日军第十师团在第21任师团长冈本保之中将率领下，在菲律宾吕宋岛向美军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矶谷廉介被逮捕。1946矶谷廉介被国民政府南京军事法庭以战争罪进行审判，定为乙级战犯。

　　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注定要失败和灭亡。发动和参与侵略战争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1938年4月25日，据六十军军长卢汉将军写的《六十军血战台儿庄》记载：“二十五日敌人改变了战法，凌晨出动飞机十余架。向我东庄、火石埠、后堡阵地逐点轰炸，接着又放出探测气球，指示炮兵进行系统的轰击。我以跑兵还击，展开一场激烈的炮战。经过这一番猛烈轰炸之后，东庄、火石埠火光熊熊，阵地几乎全被毁坏。敌军继之以坦克掩护步兵，与我守军逐村争夺。我军虽伤亡甚大，但仍固守阵地。战至薄暮，我东庄、火石埠虽击退敌军，而后堡已经弃守，蒲汪突出一角，右翼第一八二师战斗将进到湖山、窝山、戴庄、西黄石山一线。以第一八二、一八三两师存在的兵力，只能固守第二道防线，我乃决定下令撤至第二道防线，继续进行抵抗。”

　　卢汉将军写道：“二十五日夜孙连仲转来李宗仁命令，令台儿庄守军于二十六日全面出击，消灭进入台儿庄以东我袋形阵地的敌军。以于学忠部向东，汤恩伯部向西，封锁袋口。第六十军向北，合力歼灭进占邢家楼、五圣堂、五窑路、蒲汪、辛庄地区之敌。”

　　卢汉将军写道：“我即命令第一八二师以一部由右向辛庄、蒲汪出击，大部坚守阵地；第一八三师以一部向五圣堂、五窑路出击，大部坚守东庄，并接替一八二师火石埠的阵地。配属炮兵准备火力，制压蒲汪附近之敌炮兵，支援第一线步兵出击。”

　　卢汉军长写道：“二十六日晨，我第一八二、三两师在我炮兵掩护下，向指定目标出击，为敌火力所阻，仍退回原阵地。于学忠、汤恩伯两部出击受阻亦退回。”

　　接着敌以步兵、坦克、炮兵联合向我东庄、火石埠之线大举进攻。由于我防御设施有了改善，当敌炮轰时，我军隐蔽不加理会，待敌人坦克和步兵临近阵地时，我战防炮突起猛射，步兵立即跃出战壕，向敌军猛冲。敌军猝不及防，来犯之九辆坦克，有五辆被我击中起火，四辆慌忙后退。同时我梁家庄及板板埠之炮兵也集中火力向五圣堂、邢家楼、辛庄一带猛轰，封锁敌军窜犯要道，阻其增援。这时我东庄守军杨宏光旅之严家训团及常子华团，火石埠守军原陈钟书旅之莫肇衡团乘机反击，集中轻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全部火力向敌猛射。敌军拚命抵抗，但大部被我消灭，遗尸累累，我亦伤亡甚大。

　　傍晚，敌又集中炮兵火力，猛击我东庄、火石埠阵地，持续达一小时之久，发射了五千多发炮弹，尘土飞扬，不见天日，整个东庄已夷为平地。守军团长严家训在战壕中巡视时为敌炮破片击中，伤重牺牲。

　　严家训（1898年一1938年4月26日），云南省富民县永定镇永定街人。15岁参军，祖母做了一双新布鞋给他，他偷偷留在家里给弟弟穿，自己穿着草鞋去参军。因其身材魁梧、人品高尚、作战勇敢，被挑选为云南王唐继尧的侍卫军。当时的龙云任云南王唐继尧的侍卫军大队长，因此二人相当熟悉。由于严家训忠厚老实，深得军中好评。

　　云南省主席龙云舍不得他，不批准他参加六十军。他向龙主席苦苦哀求说：“主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身为军人，岂能容忍日寇进犯我们的国家。我决心保卫祖国，即使是战死疆场，为国捐躯也是光荣的。”

　　这时，第六十军的三个师长和六个旅长都已经任命完毕。云南省主席龙云对他说：“家训啊，你是少将军衔，如果参加六十军，至少也要给你个旅长当当。可是现在六十军的六位旅长都已经任命完毕了，没有空位了。”

　　严家训说：“主席，我请求参加六十军是为了出省抗日，不是为了当官。只要能让我参加六十军，分配我干什么都行。”

　　云南省主席被他缠的没有办法，只好和卢汉等人商量后，宣布任命严家训为国民军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第五百四十一旅第一0八二团少将团长。

　　六十军出征前，严家训深情的对妻子武锡珍说：“锡珍啊，我是一个军人，随时都有为国捐躯的可能，但我死而无憾。我们的子女就托负给你了，你要多加辛苦，抚养他们，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他们将来也会报答你的。”说完，严家训又对子女们说：“儿啊，爸爸去杀日寇，你们在家要好好呢孝顺奶奶（老爹已故）、妈妈，要乖乖呢听奶奶和妈妈的话；在学校里要好好呢听校长和老师的话；要好好呢与同学友爱相处。”

　　4月24日，日军集中炮火对东庄火石埠一带狂轰乱炸，然后发动了十多次猛烈的冲锋，都被严家训率领全团官兵打退了。

　　严家训自4月22日战斗打响后，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身先士卒，带领全团官兵英通杀敌，牢牢的守住了阵地。

　　4月23日早上，严家训团营长丁图远率队奋勇冲杀，中弹阵亡。战至中午，严家训团连长黄人钦，在凤凰桥战斗中阵亡，在其衣服口袋里发现一封他写给新婚妻子的遗书，其中一段写道：“倭寇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汝另嫁，幸勿自误。”严家训团长知道这件事后，号召全团官兵，英勇杀敌，为丁营长和黄连长报仇！

　　战至4月26日，严家训正在阵地上巡视时，突遭日军猛烈炮击，严家训不幸被炮弹破片击中和腹部，壮烈牺牲，为国捐躯，时年40岁。

　　严家训牺牲后，由于战功卓著，报经最高统帅部特许，遗体发回原籍安葬。灵框由内侍副官赵映明、罗仲先和胞弟严家诰护送回故里。

　　1938年8月13日，严家训灵框运抵昆明。昆明市沿途街道两边挂满了各和悼念与迎接严团长灵柩魂归故里的大幅标语。灵车受到了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首的昆明市各界人士的恭迎。随后，全市人民在古幢公园举行了盛大的迎灵柩仪式，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云南省主席龙云站在主席台上含泪大声说道：“严团长的死，是为国家民族争生存，是为滇人争光荣！”

　　1938年8月14日的《云南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写道：“严团长，安息吧！英勇的民族战士！三迤（云南省的代称。起源于清代雍正、乾隆在云南设立的迤东道、迤西道、迤南道三大行政区划。迤东道：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治所位于曲靖府，管辖滇东地区。迤西道：与迤东道同期设立，治所设于大理府，统辖滇西地区。迤南道：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从迤东道析出，治所位于普洱府，专管滇南地区。）健儿会为你复仇！”

　　1985年，富民县委、县人民政府将严家训墓修葺一新，并立了碑，作为富民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8年4月26日，我军出击不利，被敌人猛烈的炮火打得伤亡惨重，只得朝后撤退。敌人一路追击，夺取了我好几个前沿阵地，攻到了禹王山下。

　　卢汉军长打电话给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总司令说，禹王山的得失，关系重大，请另派部队接替第一八四师防守台儿庄，以便将第一八四师调守禹王山。

　　孙连仲不敢决定，转报李宗仁，李答应由第一八四师留一个团守台儿庄，其余主力转移至禹王山占领阵地。

　　卢汉军长立即下令第一八四师将主力立即向禹王山转移。由于禹王山地质系碎岩层，不容易挖掘战壕，卢军长立即向战区长官部要来二万条麻袋，装土和碎石堆砌胸墙，建立防御工事。

　　禹王山，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海拔124.6米，矗立于京杭大运河东岸，是周边平原地区的制高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38年4月26日，六十军一八四师主力占领禹王山，一八二师和一八三师拱卫左右两边，血战至1938年5月17日，六十军以阵亡13869人，负伤4545人，失综430人的代价，抵挡住了日军第五和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猛烈进攻，为徐州地区军民的大转移赢得了时间。

　　2014年，徐州市拔出巨款，由一名副市长负责，请清华大学设计院设计，于2014年2月在禹王山上开工建设“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遗址公园。”2015年7月竣工并同时对社会开放。

　　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遗址公园，包括战壕遗址、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阵亡将士安葬处、纪念广场、禹王山抗日纪念馆、纪念亭、禹王园、鉴湖等设施。

　　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遗址公园”被列入国务院第二批公布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是徐州市唯一的一个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设施）。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禹王山上“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遗址公园”和“禹王山抗战纪念馆”那几个遒劲有力、熠熠生辉的大字，都出自六十军一八四师五四四旅一0八七团团部副官熊文楷之手。题字时已经高寿98岁了。

　　熊文楷（1917年6月15日一2019年2月28日），享年102岁。云南省弥勒市人，是世界著名数学家、中国现代数学先驱熊庆来博士的侄子，著名的书法家。

　　熊文楷1937年初到昆明找到云南大学校长族叔熊庆来，经他安排在云南大学出版组搞缮写石印工作。1937年投笔从戎，参加六十军出省抗日。

　　熊文楷自幼热爱书法，在禹王山阻击战的艰苦岁月里，有空就用树枝在地上练字，其风格以王羲之、王献之为宗，兼收唐代书法家技法，形成了端庄秀丽（楷书）、刚劲挺拔（行书）、大度潇洒（草书）的独特风格。

　　熊文楷的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他将自己的书法精品多次赠送给联合国新老秘书长和中外国家。

　　2014年4月11日，97岁高龄的熊文楷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97岁抗战英雄一一熊文楷书法精品展》，展出200余幅作品，并发行《熊文楷书法选集》等专著。

　　据云南日报2014年4月12日报道：“九旬抗战老兵书法精品在省博展出。昨日，由熊文楷书法精品展组委会举办的《97岁抗战英雄一一熊文楷书法精品展》在省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200多幅作品，内容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颜柳欧苏体皆有。同时，还举行《熊文楷书法选集》、《熊文楷书法精品特集》出版发行的首发式，以及熊文楷书法作品义拍义卖活动。”

　　2016年4月25日上午，火箭军驻滇某部官兵来到百岁抗战老兵熊文楷家中看望慰问，聆听抗战故事，重温民族记忆，并为其送医送药。

　　当日上午9时许，官兵们来到熊文楷家，向熊老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送上慰问金和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部队长弋光国紧握着熊老的手说：“你为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兴亡作出了突出贡献，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历史永远记住你。”（摘自《云南网》2016年4月28日）。

　　2018年10月17日敬老节（农历9月9日，重阳节）：弥勒市市委包旭走访慰问101岁的百岁老人熊文楷。（弥勒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熊文楷曾经为家乡名胜古迹题写过《青龙古寺龙潭立碑记》：“青龙潭水，源远流长；惠及万民，赐福一方。”

　　熊文楷的书法作品得到了国际认可，荣获“世界艺术大师”、“国际最具影响力艺术大师”等称号，曾经担任过世界教科文卫组织首席艺术家执行委员职务。

　　熊文楷是弥勒市兼具历史贡献与艺术造诣的代表性人物，其生平跨越了抗日战争与文化艺术领域，作品与事迹均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

　　话说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接到六十军军长卢汉令他留一个团防守台儿庄，其余部队全部转移上禹王山的命令后，立即命令第一0八八团邱秉常团留守台儿庄，其余第一0八五团团长曾泽生、第一0八六团团长杨洪元、第一0八七团团长王开宇，迅速转移到禹王山，抢修工事，布置防线。

　　据李佐、赵汝懋、常绍群三人合写的《台儿庄战役中，第六十军一八四师禹王山阻击战》一文记载：张冲师长命令：“一0八六团即刻派一个营飞速前往一八二师阵地，归安师长指挥，其余部队由该团团长率领，立即出发，火速占领禹王山高地，阻止敌军进犯。”

　　此时，敌炮火不断轰击。一0八六团在炮火威胁下，仍飞奔前进，于午后3时到达禹王山以南，又通过浮桥到达北岸。此时张冲师长已在桥头等待部队到达，他命令我们向禹王山前进。

　　团长立即命令第一营第三连连长李佐（1913年1月1日一一2009年9月21日，白族，云南大理银桥村人。1931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六十军一八四师，五四三旅一0八六团，第一营三连连长，参加了台儿庄第二阶段会战中的禹王山阻击战。

　　1948年10月17日，在长春随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起义。后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由六十军改编）一五0师师长。

　　1962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战役系。后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1981年11月以副兵团职离职休养。1983年12月被军区评为离休干部先进个人。

　　禹王山是李佐将军晚年最魂牵梦绕的地方。其逝世后，遵其遗嘱，家人辗转来到禹王山，从禹王山上挖土采石，带回恭放至其墓前，与其永远相伴。）带领该连队归第三营指挥，第三营副营长王绍尧令李佐务必夺取山头。

　　李佐再次冲锋，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山头冲杀。一时，悲壮的喊声和部队支援的枪炮声，凝结成一股气壮山河的力量，山岳震颤，风云变色，终于把占领山顶的敌人打退，撤到禹王山北端的棱线下面。

　　大约是下午5时，一八四师的大部队上山后，将进攻禹王山之敌打下山去，敌人仓惶退回到禹王山北麓之大、小杨庄固守待援。

　　下午6时前后，杨洪元团长率第一营营长凌发镐和第八营副营长柴耀光上到禹王山棱线布置阵地，把第三营的残存部队大部换到第二线整顿，命已夺取山顶的第三连连长李佐坚守禹王山的最高点，并将第三营残存的比较完整的曾绍章排归李佐指挥，巩固山顶阵地。

　　张冲师长命令山上的部队，一定要在上半夜构筑为跪射掩体，用土包堆垒起来的胸墙，要能挡住机枪和的射击。

　　对于整座禹王山的防守，张冲师长是这样布防的：以万保邦五四三旅的曾泽生一0八五团、杨洪元一0八六团两个团守备禹王山，曾泽生一0八五团在左，杨洪元一0八六团在右；左翼为王秉璋五四四旅王开宇的一0八七团守备李家圩、房庄之线。禹王山左翼为一八三师，右翼为一八二师拱卫防守。

　　军部命令：一八四师张冲师长为禹王山防守阵地的主要负责人；全军师旅团长，一律在禹王山与运河北岸之间指挥战斗，不准到运河南岸。

　　负伤官兵的交接点，规定在运河北岸桥头，运送伤兵的人，不准过运河；送饭到禹王山的人在桥头登记，往返查对通行。

　　军部命令特务营派兵两个排，分别在运河浮桥南岸和北岸桥头执行卢汉军长的命令。卢汉军长有时也亲自到桥头监督。

　　再说1938年4月27日拂晓前，敌军再次发起疯狂的冲锋，一度占领了我火石埠阵地。我守军陈钟书旅之副旅长马继武（后升任旅长）乘敌人进占立足未稳之际，率部发起冲锋，又夺回了火石埠阵地。在进攻中，我1083团团长莫肇衡不幸中弹倒地，伤口血...